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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<新京报>>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  

2008-07-26 07:13:11|  分类: 个人日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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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香成: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 
新京报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 - 自由飞翔 - 老邹的博客
www.thebeijingnews.com · 2008-7-24 10:48:06 · 来源: 新京报 
新京报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 - 自由飞翔 - 老邹的博客
唯一华人普利策奖获得者谈摄影与媒体
新京报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 - 自由飞翔 - 老邹的博客新京报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 - 自由飞翔 - 老邹的博客
新京报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 - 自由飞翔 - 老邹的博客  苏联解体,刘香成用快门记录下了这个时刻,也是这张照片,让刘香成成为获得普利策奖的惟一华人。
  刘香成 
  美籍华人,著名摄影家。1951年生于香港,长于福州,上世纪70年代赴美。曾任美联社记者,《时代》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,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,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,现为CAA(Creative Artists Agency)高级顾问。因出色报道苏联解体等重大国际新闻,1992年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。 
  引子 
  1976年,广州。 
  广播里回荡着哀乐声,人们胳膊上缠着黑纱,神色沉静,但脚下的步子明显轻快了。饭店墙壁上悬挂的毛主席像,也装进了黑色的相框。 
  《时代》周刊摄影记者刘香成站在街头,有些诧异地看着这一切。 
  就在不久前,他还在繁华的欧洲诸国穿梭。刚刚采访完法国总理,刘香成就在地铁站看到一张报纸,登出整版的毛泽东照片。“中国出事了。”刘香成想,“我要回去。” 
  1 大事件 
  对刘香成来说,中国的改革开放,是另一个激动人心的“大”故事。 
  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记者之一,刘香成用他手里的相机,记录过众多的“大事件”:在印度,甘地夫人遇刺,种族纷争频仍;在斯里兰卡,宗教战争火焰熊熊;在阿富汗,到处都是苏制坦克、大炮,“我差点被火箭筒轰掉。”而在苏联,他又亲眼见证了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土崩瓦解。 
  “做新闻的人总是贪婪的,喜欢越做越大。”2008年7月11日上午,刘香成在北京的家中,微笑说道。1991年苏联解体,冷战结束,世界格局为之巨变,刘香成觉得,很难再找到更大的新闻故事了。“让我再去白宫,或者欧盟,都是已经做过的事情,没有任何兴趣了。” 
  于是他再次选择回到中国。 
  上次回来,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。1978年,作为美国《时代》周刊首任驻京摄影记者,刘香成异常兴奋。在他的镜头中成像的,有不少大人物,比如站在主席台上鞠躬的邓小平、胡耀邦,比如坐在故宫广场上一脸茫然的爱新觉罗·溥杰。但更多的照片上,则是无数普通的中国人:天安门前举着可口可乐瓶子的年轻人;贴满大字报的破旧墙下,羞涩地谈情说爱的情侣;披头散发高呼“自由”的艺术家;三个穿军大衣却戴着墨镜的小青年……1983年,《China after Mao(毛泽东之后的中国)》出版,这本摄影集收录了刘香成在中国拍摄的96张照片。在他按动快门之前,西方媒体罕有对神秘中国的真实描绘,以致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说过:“尼克松访华前,美国派往月球的人都比到中国的多。” 
  “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故事,有无限的可能。”刘香成说,“我只能用很小很小的细节,来讲述它。” 
  2 普利策奖 
  “平时出门旅行,我从来不带相机。”刘香成说,“没有随便照相的习惯。” 
  他的四合院就在紫禁城边,北京的中轴线上。院中可闻鸟鸣,可品香茗,岁月如水流淌。 
  但是那些过往峥嵘从未远离,相机一旦举起,就像军人拿起枪,意味着进入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,无异于战争。 
  1990年,刘香成被美联社派驻莫斯科。时间迅速滚动到1991年12月25日晚,克里姆林宫,总统办公室,刘香成跟着CNN(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)董事长汤姆·约翰逊,一路混了进来,他成为全球媒体唯一入场的摄影记者。通过关卡时,克格勃警告刘香成,绝对不许拍照。 
  此时此刻,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震惊世界的讲话。一个超级大国,即将不复存在。 
  刘香成在等待机会。他目测距离,悄悄调好相机的光圈、焦距。 
  演讲稿一共4页,戈尔巴乔夫读到了最后一页。“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……”说完,不知是出于愤怒还是惋惜,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讲稿平稳地放回桌上,而是猛地一扔。 
  电光石火间,刘香成手中的快门“喀嚓”作响。 
  几乎同时,“砰”,克格勃的一记重拳也砸在刘香成后背。 
  刘香成忙不迭地向盛怒的特工解释,甚至恳求,自己没有恶意,只想赶快发稿。 
  克格勃终于把刘香成推了出去。克里姆林宫鲜艳的红地毯上,这个抱着相机的记者一路狂奔。 
  大门外,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正在焦急等待。看到刘香成冲出来,所有人朝他比出中指。“Fuck you!”他们大骂,“这家伙拿到了独家新闻!” 
  第二天,全世界大报的头版头条,用的都是刘香成拍摄的这张照片———“戈尔巴乔夫扔稿子”,一个时代结束了。1992年,刘香成荣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,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唯一华人。 
  3 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 
  57岁的刘香成早已不做记者。1997年10月,他出任时代华纳集团驻华首席代表,2000年9月,他加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,任常务副总裁。现在,他是CAA(Creative Artists Agency)高级顾问。 
  昔日的一线记者,顺利转型成为跨国媒体集团的管理者,按中国传统说法,刘香成走着一条“荣华富贵”之路。 
  他心里始终放不下的,却还是记录时代的冲动。 
  “明年我可能会拍25个影响中国服装变迁的人。”刘香成说,这是洪晃的提议,“我还是很喜欢拍人像。” 
  因为拍人像,刘香成很早就结识了中国文化界许多杰出前辈,这些采访对象都成了他的忘年交。1981年,刘香成30岁生日那天,侯宝林送来了亲笔书法,黄永玉教刘香成吃大闸蟹、听俄罗斯民歌。还有吴祖光、黄苗子,“他们把我当小弟,今天给我上这个课,明天上那个课。”刘香成笑道,“某种意义上,他们是我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。” 
  他也不急着拍摄这些大师,而是先和他们聊天,深入了解。仿佛回到他少年学艺时,在《生活》杂志做实习生,跟着摄影大师米利(Gjon Mili),几乎无所不谈。大师唯独不教他的,就是具体的摄影技术。光圈多少,快门多少,这些都不重要,“只要有思想。” 
  出师之后,他开始了满世界的历险,专往动荡不安的地方跑。有段短暂的美妙时光,是在阳光灿烂的南加州,每天开着敞篷跑车,带他的法国娇妻兜风。可没过多久,他又向美联社提出申请,要去新德里。“刘,你疯了?”同事们大惑不解,“全美国人都爱南加州,你为什么总要去鬼地方?” 
  哪有什么“鬼地方”啊?刘香成不能忘记的,是1969年的中国,武斗正凶,四处喊杀。那年他高中毕业去广州,看见捆绑起来的尸体,在珠江水中浮沉。后来,他去了香港,接着又赴美求学。本想念新闻系,被父亲劝阻:“新闻是不要学的。” 
  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,也是资深报人,在《大公报》供职。即使在60年代的香港,《大公报》也不能报道阿波罗登月,因为那是“美帝国主义的胜利”。 
  尾声 
  和刘香成谈话非常愉快,当然,需要精力高度集中。他用词精准,时刻让人感觉到,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记者。 
  “欲望,”刘香成斟酌了一下,选择了这个词,“什么都压不住,中国人改革的欲望。” 
  《中国:一个国家的肖像》封底,是刘香成拍摄的照片:一个滑旱冰的青年,双臂张开,宛若飞翔———而他身后的背景,则是一尊毛泽东挥手的塑像。 
  那是1981年的大连,刘香成出差去大连理工学院,偶然看到了这个正在玩的小伙子。 
  “含义太丰富了。”本报摄影记者赞叹,“恢复高考啦,青年自由啦———可是毛主席的影响还在。” 
  刘香成微笑不语。 
  中国的故事,还在继续。 
  ■ 对话 
我用照片记录了中国走过的路
  30年媒体变迁 
  新京报:30年前你作为最早入华的外国媒体记者,工作环境怎样? 
  刘香成:各方面管制很多,中国人面对外国媒体时,说话非常谨慎。我甚至会遇到危险,有一年中国女排输球,我去天安门,被激动的人们抛下来,幸亏有人保护我。有时我拍摄人群,会发现他们也拿相机拍我。 
  新京报:你揣摩当时人们的心态是怎样的? 
  刘香成:就是里外有别。改革开放之初,中国人的普遍自觉意识,认为西方媒体过来就是光看我们阴暗面的,要防备记者。我去成都、上海,几乎任何一个城市,都必须通知当地的外事办。可是今天我们看到,奥运来了,外国媒体也大量来了,到处都可以去。中国人更有信心面对世界了,如果不是这30年改革的步步推进,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。 
  新京报:说到奥运,你觉得对中国的改革进程,意味着什么? 
  刘香成:来之不易。我们每个人都经常说,中国现在的局面来之不易,可是西方人不明白。我用照片记录了中国走过的路,编成书给你看,什么叫来之不易。经过了这么多事情,包括直面国际舆论,唯一的结果就是让中国人更有信心了。这么多困难都克服了,下一步的改革还难吗?只不过现在需要注意的问题是,这种信心不要变成过分的民族主义。 
  新京报:中国很多摄影师都是从你这里惊奇地发现,照片还可以这样拍,拍这么细微的东西。这是一种习惯,还是临时的灵活反应? 
  刘香成:是思想,思想决定了你怎么去拍照。我小时候出身不好,全班唯独我一个人没资格戴红领巾,说我是“黑五类”。等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,我从海外回来,在珠江岸边,看到那些人的表情和肢体动作,我就知道,包袱已经放下了。我从记忆中寻找旧时代,跟现实对比,就能发现毛泽东以后的中国,是新的时代。有生活经验,然后有思想,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,才能发现细节。 
  海外看中国的视角 
  新京报:成长和生活的背景,对你的影响有多大?前几天我看到许知远写你的一篇文章,有句话很有意思,他说你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。很多海外华人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———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中国。 
  刘香成: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存在的。因为戴不上红领巾,我被儿时生活的环境所排斥,对一个十岁的小孩子来说,这种影响是很深的,可是反过来也加深了我对中国的兴趣。当年能够去香港的人不多,到“文革”时期,好多是逃难出去的,或者游泳(偷渡)出去的。对他们来说,心里想的是不要再回到这个国家了,走得越远越好,去纽约、去温哥华。但是我没有这种想法,我一定会回来。 
  可是当我终于回来的时候,很有意思,大家说,刘香成是美国人———他把你一下子摆到另一个框架里了。 
  新京报:不过中国的媒体同行在提到你的时候,还是会忍不住羡慕,你有了世界级的平台。 
  刘香成:是的,这个评价有一定道理,但是没有看到我在这个平台背后所做的努力。你可以说,因为有美联社,因为有《TIME》,我在中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但是我得到最高的荣誉,并不是在中国,而是在我自己也很陌生的地方。 
  新京报:我们想知道美国媒体的真实状况,在“新闻自由”的旗号下,是否也有一定的约束? 
  刘香成:美国媒体可以公开自由地批评政党,但是也要服从国家利益。所谓“自由”是指,各种思想和意见都可以在媒体上表达出来,但是有所谓正统、主流的思想,也有相对边缘的思想。说到底,边缘思想是不能打败主流的,你只是可以存在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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